国家、民族富强的前提是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但要把大家的心劲凝聚起来，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标准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你要往东，他要往西，力量就会分散，甚至会互相抵消，最终可能一事无成。

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，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明确了国家、社会、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、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。学习、宣传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不仅可以增强全社会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，引导人们辨别什么是真善美，什么是假恶丑，自觉做到常修善德、常怀善念、常做善举，使某些领域道德失范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扭转，而且还能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、团结和谐的精神纽带，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，弘扬中国精神，凝聚中国力量。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精心培育，才能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。中华民族是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民族，每个人心底都蕴藏着善良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，这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深厚的土壤。同时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滋润心灵、陶冶道德情操的最好养分。

和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一样，中国也曾有过神权政治阶段。人们通过祭祀求其保佑，通过卜筮与之沟通，统治者借鬼神的名义发号施令，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神人关系。到了春秋后期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，天命观的地位就彻底动摇了。孔子一方面用先“事人”后“事鬼”、先“知生”后“知死”和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理性态度，把民众从迷信的束缚下引导出来，一方面开始把社会关系视为人际关系，并提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项道德准则，希望通过创建伦理观念，在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之间达致和谐。因为这一做法具有极大的开创性，所以大家才尊孔子为圣人，又说：“世无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”

仁在字形上看从人从二，其本义就是指人与人如何相偶、如何相处。古文字学家用“相人偶”释仁，可谓抓住了这个字的本质。那么，究竟如何相偶或相处才算好呢？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讲仁的地方最多，大致都是围绕着“仁者爱人”进行阐发。他认为，从积极方面考量，应该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即自己要站得住，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；自己要事事行得通，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。而从消极方面看，起码也应做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他把这两个方面概括为忠和恕，并把忠和恕的有机结合当作自己秉持的一贯之道。对于学生和一般人，他觉得，如果做不到忠，牢记一个恕字，差不多也可以奉行终身了。孔子还要求当时的统治者“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，”充分体现了他爱惜民力的人道立场。他把“爱人”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，正是因为他懂得人的珍贵。有一次，鲁国的马厩失了火，孔子赶紧问：“伤人了吗？”而始终不问马是否有损失。由此可见，孔子的仁学是以人为本的学问。

义者，宜也。遇事处置适宜，为义，处置不适宜、不恰当，为不义。好利者重物轻人，既骄且悋，很难解决好各种关系。因此，孔子便提出一个义字，作为树立正确财利观的核心和前提。他并不简单地否定物质财富，承认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”，但同时又坚持：“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他曾说：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於我如浮云。”从这句话可以体会到，他的基本原则就是重义轻利，取之有道，在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之间，更重视精神生活，决不做财富的奴隶。至于对社会财富的分配，孔子的主张是“周急而不继富”，鲁国的“季氏富於周公”，而孔子的学生冉求还“为之聚敛而附益之”，孔子便生气地说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”。这种追求相对公平的立场有助于社会的均衡和稳定。

礼的产生非常早，最初主要指祭祀中的仪节和规矩，后来则指人的行为规范和体现这些规范的制度。孔子强调，每个人都应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认为只有“克己复礼”，春秋时已遭到破坏的社会秩序才能得以重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的要求似乎过于死板、僵硬。但在实际上，孔子的礼却是以仁为基础的。他打比方说：就像先有白纸才能绘成绚丽的图画一样，只有懂仁爱的人才能掌握礼的真谛。因此，他在重申行礼必敬、守礼有节的同时，又提出了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的新看法。他的目的是通过权变和礼让达到和谐，在实现和谐的前提下形成一个新的秩序型社会，而不是通过复礼再回到从前。

所谓智，并不单单是指智慧，它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。孔子用“罕言”天命、“不语怪力乱神”和“敬而远之”来对待传统迷信，以“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，则大事不成”和“过犹不及”为原则，来对待政务，用“不以言举人，不以言废人”来处理选人、用人问题，以及认为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等等，都是科学态度的集中体现，可以看作古代的科学发展观。

同样的，孔子所谓信，虽有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”一层意思，但其内容却更为广泛。既包括履行职务时的“敬事而信”，也包括治理国家时的取信于民，还包括先“正身”、然后才能“正人”的从政体验。正因为信的内涵丰富，意义重大，孔子才说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”，并把“可以讬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”，作为信的最高标准，而加以提倡。

到了汉代，人们已开始把孔子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叫作五常。董仲舒更提出：“仁之法在爱人，不在爱我”；“义之法在正我，不在正人”。这种“爱人正我”的新阐释避免了待己宽、责人严，更好地贯彻了礼让、友善精神，有助于实现真正的和谐，是对五常的重要发展。

经过不断注释，五常的内容日臻完善，并逐渐哲学化，成为指导大众正确处理五种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，维持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。今天，我们应根据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，对其加以延伸和阐发，使之能与当代文化相适应，在现代社会中，继续发挥伦理信条和道德引领作用。

同时，我们也应看到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社会中形成的，既有精华，也有糟粕，更有不少地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。如，由董仲舒归纳起来的三纲，主张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，就一下子把臣、子、妻全置于对君、父、夫的依附地位上，既抹杀了人的个性，又造成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。对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谬的陈旧观念，不仅不能照搬和接受，还应加以反思和批判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调研时所指出的那样：“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，要坚持古为今用，推陈出新，有鉴别地加以对待，有扬弃地予以继承。”

另外，中国虽早有民主一词，但其含义却是做民之主和为民做主，不是人民做主，中国虽早有法律，但却以刑法为主，与现代法律制度存在明显差异。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法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中最基本的价值追求，我们要让这些先进的理念在中国化为现实，还应对近代以降西方国家所创造的文化加以吸取和扬弃。总之，我们需时刻牢记，我们所要建设的是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，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。这种社会主义新文化既应有民族性、又应有时代感。